一些高校既以“百年传承”强调着与历史的联系，却又竭力寻找一个“时尚”的名字，人为地割裂与历史的联系。“追新名”与“寻旧史”就这样奇特地共存。
某高校工作人员正在布置更名庆典现场
“晋级”成风
6月6日，中国民用航空学院正式更名为中国民航大学，成为今年通过教育部审批的第19所本科院校。在此之前，重庆交通学院更名为重庆交通大学，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更名的19所院校，无例外都将学院改为大学。为此，不少高校专门举办更名庆典。
2005年，有近40所高校申请更换校名，大部分通过了教育部审批。其中，以石油大学更名为中国石油大学的影响最广。
中国石油大学校长张一伟在更名庆典上非常欣喜：“在石油已成为牵动世界政治、经济的敏感神经的今天，教育部这一举措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此次冠名‘中国’也将对石油大学的招生、毕业生就业、科研、对外交流等方面产生全方位的积极影响。”
与张一伟的踌躇满志相比，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欲更校名一事却惹得满城风雨。
2004年，陈章良提出，在中国农业大学校名中去掉农业二字将在招生和人才吸纳上具有更大优势。此话一出，公众哗然，不少评论指其欲以“中国大学”之名，脱招生就业之困，更名一事最终不了了之。
随着高校扩招，硕士、博士点急速增设，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在达到一定的标准后，义无反顾地跳入更名大潮里。
分析1990年至今的高校改名可以发现一些规律：专科学校晋升为学院；本科“学院”改称“大学”；突出地域性影响；至于各种电子科技大学、科技大学、理工大学等看似综合类院校，其实不少刚从行业院校转型。
在2006年通过审批的19所本科院校中，无一不是由“学院”改成“大学”的；2005年包括西安外国语学院在内的40所高校申请更名清单中，只有3所没有申请“晋级”为“大学”。
包括“矿冶”、“地质”、“农林”、“石油”、“煤炭”、“纺织”等名称的院校近年遭遇招生冷门，因而改名的呼声更高。不少高校很快付诸行动，如西安矿业学院改为西安科技大学；中国纺织大学成为东华大学。华南农业大学试图改成广东大学或华南大学，其初衷似乎与陈章良不谋而合。
据了解，“大学”与“学院”的名称本身并无层次差别。目前中国高校主要有：具有本科办校资格的大学与学院；具备基本专科办学条件的高职类专科学校或学院；具备本科或专科办学的成人教育学院等。
不少有地域性名称的院校面向全国招生，很多专业名称的院校也设有综合类专业。
高等教育专家熊丙奇分析，不少高校改名的基本理由，是原有校名束缚了学校的发展、影响了学校的形象，不利于学生的招生、就业，也不利于学校开展科研。简单说，就是追“名”逐“利”。
就阅读习惯来看，“中国海洋大学”无疑昭示着面向全国招生，而“青岛海洋大学”则不能准确地透露这个信息；“科技”学院，涵盖的专业范围相较于“矿业”学院明显更广。
1999年实施的高等教育法明文规定，大学或者独立设置的学院应当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和相应规模，能够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大学还必须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教育部院校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将来会以教育法等形式对此作明确界定。
陌生的校名
学生和家长们又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的呢？
江西省九江县沙河镇的一位王女士告诉记者，很多大学名字看起来都很陌生，无法给刚参加完高考的女儿择校提供参考意见。她说自己在互联网搜了一下，才知道“北广”早就没有了，现在称“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也没了，成了“北京旅游大学”。还有很多的校名她从来都没听过，如西华大学等。
尽管估分的结果并不是很理想，但女儿矢志要报考语言类院校，王女士也就寻根问底了一番，没想到，光查校名就如此费神。有些校名其实她原本极为熟悉。“北京广播学院”在她心目中曾是中国最美好的高校，这个校名的消失让她有点遗憾。
填报志愿时，母女俩在纸上列了份语言类院校名单，逐个排除。即使这样，还是搞错了校名，一位老师委婉地提醒，她们错把北京外国语大学写成北京外国语学院了。建议她们对学校和自己的状况再作详细分析，别盲目。
相较王女士遭遇大学更名后的茫然、措手不及，更多的家长和学生，对大学更名心态复杂。
记者在近日广为关注的新浪网“高三家长博客圈”做了份小调查，大部分家长表示，关注校名本身无意义，因而不会误导他们，不影响帮孩子择校。
“老猫”表示，学校更名不影响、改变学校的含金量，因而与择校无关；“一片冰心”则表示，一些学校以校名变更来吸引眼球，扩大招生，这是学校为了适应竞争采用的必然改变，其用意可以理解，并且不会影响到理性的家长。
2004年毕业于青岛土木工程学院的吴奇雄（化名）现在北京一家公司上班，听闻2005年母校改为“青岛理工大学”颇为生气，觉得他错过了。因为原来的校名“听着像很差的学校”。
熊丙奇说，校名只是“外在”，办学质量、学科水平才是学校的立足之本。“换汤不换药”的更名之举，并不会真正说明学校的质量。
更名的得与失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对大学更名持保留态度。他说，学校内涵与名字没有必然关系如果没有达到大学的水准，就算改掉名字，也无大学之实。
朱清时分析，大学热衷于改名，不外乎能得到两点好处：便于招生，提高档次。随着社会发展到今天，钢铁学院、煤矿学院、化工学院等“冷门”学校很难得到考生的青睐。而“科技大学”的名称，往往对青年学生更有吸引力。但是，应该看到，一方面这样带来的招生人数的增长，于提高学校质量无益；另一方面，倘若学校名不副实，学生得不到良好的专业教育，这对学生非常不公平。
朱清时表示，社会上存在一种错误观念，认为“大学”一定比“学院”强，档次更高。其实并非如此。目前这种更名大潮背后，透露出高校在某种程度上迎合这种社会观念，表现出一种浮躁、追求政绩、生源扩张带来经济利益的心态。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对一些大学领导而言，更名换姓、大学升级带来的更直接的好处是随着学校行政级别提高，他们的“官”也随之越做越大。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秦惠民教授认为，校名好比商品的品牌，好的商家懂得珍爱自己的品牌，学校也应如此。学校更名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但若非出于“并校”等非改不可的原因，说明其对原有校名所代表的质量和声誉缺乏信心。名字不等于质量和声誉，叫“大学”并不代表就比“学院”水平高、声誉好。
他说，一所高校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不应把力量下在名称上，而要切实地把教学科研质量搞好，自然就会有好的回报。但如果原有的校名代表了不好的质量和声誉，就像商家总是要把坏的商品换一个新品牌，则是另一回事。
秦惠民说，尚未形成品牌效应的大学，应着眼于提高属于这个品牌的含金量。如果仅止于“改名”来提高影响力，难以真正达到目的。
消失的传统
早在建国初期，中国高校就经历过一次集体改名。
1949年以前，国内较好的大学包括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大、国立浙大、国立武汉大学，以及一些教会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
其时尽管国难不断，但治校相对独立，民主风气极浓，学术卓著。竺可桢领导下的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各科都有长足发展，被著名汉学家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当时的南京东南大学，开创了科学研究工作，是当时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心和中外学术文化交流中心，声誉鹊起；更开创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气象系、航空系、体育系、艺术系、工商管理系等等，成为中国众多学科的鼻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立大学取消“国立”二字，北洋大学更名天津大学，所有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都被改造为公立大学。此后的1952年，新中国摒弃原有欧美大学模式，采用前苏联模式，编译苏联教材，全国大学进行院系大调整。
1958年起，部分大学开始取消讲师、助教、副教授、教授学衔，统称教员。1966年起，毕业生考核制度被认为是旧社会的产物，高等学校毕业生不搞毕业设计，不写毕业论文。
建国后到改革前这一时期，学科交融和良好的人文教育被变相摈弃。教学和科研没有很好地交融，没有赋予学生基本的人文和科学素养，这些问题一直到今天还在不同程度延续。（孔文《中国大学入门——兼谈中国最佳典范大学》）
几十年光阴过去，回过头看，这次大学更名，留给历史的更多是教训——大学在政治变迁的大潮中强硬地与“旧大学”决断，同时，大学的历史血脉和学术传统也被拒于门外。
包括中央大学、西南联大、辅仁大学这些历史名校随着名字的更换，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它们的“后身”有些由于名字上的差异，而与之前的历史断裂开来。为此，它们只能站在新的起点上，从头再来。
今天，当我们谈起一所大学的名字，就会想起与之相关的人和名字。例如，听到浙江大学，我们会想起竺可桢；而清华大学则会让人回忆起王国维和陈寅恪。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大学再次掀起改名热潮，正如熊丙奇所言，高校追逐利益与寻找历史的矛盾举措无形中陷入了寻根与改名的悖论。而改名无非希望让学校的声名传播出去，带来更大的回报。但是，一方面，每所学校都希望把自己的历史延伸得更远，越是历史悠久，就越能体现学校的传统与实力；另一方面，名字要改、要新、要能吸引学生。如果今天这些学校的名字变成“中国东方大学”或者“北方大学”，我们还将如何延续与这些学校光荣历史的对话？更名造成的断裂，本身是一个历史的遗憾。